我们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贾谊的《论积贮疏》，开篇的第一句话我们还记忆犹新：“管子曰：‘仓禀实而知礼节’，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未之尝闻。”这一句简单的话里包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。用现代学科的术语来讲，“仓禀实”讲的是经济学的问题，“知礼节”讲的是伦理学的问题，“可治”讲的是政治学的问题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，政治学与伦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。
政治学和伦理学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古希腊也是相辅相成，不可分离的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，就坚决主张“国家的目的”是“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”。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的开篇，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，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。
一直到18世纪，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是纠集在一起的，它们都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。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·斯密原本就是一个道德哲学教授，他的成名之作《道德情操论》是一本伦理学名著。事实上，斯密本人在世时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。斯密的《国富论》也不是为了建立经济学体系的目的而写的，他的初衷是为了建立一个道德哲学体系，而《国富论》与《道德情操论》一样只不过是道德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。当时的“道德哲学”范围极为广泛，从斯密在当道德哲学教授所教授的课程来看，就包括神学、伦理学、法学和政治学4个部分，而政治学实际上包括了当时所谓的政治经济学。斯密在1790年临终前的几个月为《道德情操论》第六版所写的序言《告读者》中就讲到：“我曾说过，我将在另一本论著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，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时代和时期所经历的不同革命；其中不仅涉及正义，而且涉及警察、国家岁入、军备及其它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。在《国富论》中，我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，至少在警察、国家岁入和军备问题上。”我们从现代经济学家从《国富论》中得出的结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：
“美国颁布《独立宣言》的1776年，亚当·斯密出版了《国富论》。斯密提出了今天今天所有经济学学生都熟悉的见解：（1）人类最主要的动机是自己的私利；（2）竞争的看不见的手自动地把许多私利转变为共同的利益；（3）因此，要使国家财富增长，最好的政府政策便是最少的干预。”（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》，第4卷，第961页）
经济学既然与伦理学有这么多的思想渊源，那么，在现代经济学中为什么却丝毫看不到这种渊源呢？
我们知道，现代经济学是一种以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，即建立在逻辑假设、逻辑推理和逻辑结论基础上的纯粹经济学。以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具有与以伦理为基础的经济学完全不同渊源，阿马蒂亚·森称之为“工程学”的渊源。之所以称之为工程学的渊源，是因为几位应用工程师的巨大贡献，如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对于解决复杂经济关系中的技术问题，尤其是那些与市场功能有联系的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17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威廉·配第对自然科学和机械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，他将工程学的方法应用到数学中，成为数字经济学的先驱。事实上上程经济学的渊源并不是晚近才出现的，它差不多与伦理经济学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。公元前14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的大臣考蒂利亚的著作《物质繁荣的教诲》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部类似“经济学”的书。这位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作家，在其研究经济问题时，所密切关注的主要是“工程学”的问题，而不关注伦理学的问题。
“‘工程学’方法的特点是，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，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，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‘人的美德’或者‘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’等这类问题。在这里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，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。较为典型的假设是，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。”（《伦理学与经济学》，第11页）
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从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发展而来的，它的伦理基础是“自利”，它的行为方式是自由，它的目标是利益的最大化，即少数人的幸福，它所使用的方法是工程学的方法，即科学的算计。然而，现代经济学与其说是对《国富论》的发展，还不如说是对《国富论》的背叛，因为它完全抛弃了斯密的道德哲学旨趣，转而寻求以工程经济学为渊源的科学旨趣。这样现代经济学一方面借助科学的指引有了飞速的发展，但是另一方面，由于它抛弃了道德哲学的旨趣，使它成了一个无根的学科，它仿佛是一个又聋又盲的剑客，骑着科学这匹脱缰的野马，漫无目的地奔行在一条不归路上：
从伦理学的动机论来说，除了“利己”，至少还有“利他”。试想，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以“利他”为基础，那么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，将会减少多少战争和屠戮。然而，现代经济学听不到人类内心的这一呼唤，它心中只有“自利”这一原则，它是一个长着耳朵的聋子。
从伦理学的目的论来说，除了“幸福”，至少还有“正义”。试想，如果我们以“正义”为目的，那么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，将会减少多少贫困和饥荒。然而现代经济学漠视遍地饥民饿殍，眼里只有富人的朱门酒肉，它不是一个有眼无珠的瞎子，又是什么？
从伦理学的“行为论”来说，除了“自由”还有“规范”。试想，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在高举“自由”的大旗之时，也用适当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，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减少多少荒淫和奢侈，生意场上将会减少多少尔虞我诈。然而现代经济学仿佛是一个独立特行的剑客，“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；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；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”
从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说，它只知道用科学的算计向自然索取，却不知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试想，如果我们以天人合一的方式与自然为友，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。
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。如果说经济学曾经是个独行侠的话，那么在科学这条不归路上，它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杀手。它正在耗尽我们地球上有限的资源，掠杀我们地球上的野生动物，同时还将屠刀举向我们人类：它不仅用大工业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，而且用“金钱万能”日益销蚀我们赖以维系的价值观念。没有伦理的经济学，迟早会将地球上的生物赶尽杀绝，包括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类。
为了地球，为了人类，经济学该是踏上伦理之途的时候了。阿马蒂亚·森的《伦理学与经济学》使我们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那句话：“是路，而不是著作！”
